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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卖国贼（第4页）

只是这个地位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跟日本的关系，依赖于西原借款。

章宗祥作为这一时期的驻日公使，不仅参与西原借款，而且若干被人大为诟病的中日秘密协定，大都出自他之手。

涉足最浅的是陆宗舆，他是西原龟三来华最初的接洽人之一，尽管在西原借款筹划期间，在双方签订备忘录的时候，西原不无讥讽地回忆道，“陆宗舆害怕将来被诽谤为卖国贼，在战战兢兢中署了名。”

但是，他还是担任了借款的产物——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的董事长。

三个经手借款的人，都说此番借款，他们没有拿回扣。

章宗祥甚至说正因为此项借款没有回扣，他才勉强介入的。

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三个中方的经手人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龟三一样，大体上是干净的。

比起此前经手借款的盛宣怀和梁士诒，他们三个，个人品性的确要好一点。
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由于五四运动，这三人成了卖国贼，由此追溯到“二十一条”

的签订时，曹汝霖是外交次长，陆宗舆是驻日公使，所以都有了责任。

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，直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，是“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”

。

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，“得意忘形地暴露出，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‘二十一条’”

，把袁世凯都气坏了。

但在历史档案上，这种事是没有的。

曹汝霖也好，陆宗舆也好，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日本的“二十一条”

有什么关系，或者说在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，起过什么作用。

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的压力，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。

有资料说，他在和日本外务省的交涉过程中，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，晚上则放在卧室，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，就饮弹自杀。

这种行为，无论是吓唬人也好，做给国人看的也好，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。

现在看来，段政府的亲日政策，尤其是借外债打内战，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来说，都是一场灾难。

而中日间有关胶济铁路的换文，还直接在巴黎和会上给了英美一个羞辱中国的借口，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。

作为具体的操作者，这三位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员，当然负有责任。

但是，他们的行为，是否构成了卖国之罪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是否可以从法律上追究他们的叛国之罪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
自晚清以来，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，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谥。

处在第一线办交涉，妥协就等于卖国；但不妥协，又无路可走。

只要你经手操作，这种两难境地，概莫能外。

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，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，而背上骂名，在羞惭中死去。

在近代史上，被骂得最多者，莫过于李鸿章，“李二先生是汉奸”

，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。

李鸿章最大的卖国之举，莫过于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

但是，李鸿章不去签，别人也得去，别人去签，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。

纵观李鸿章在马关的所作所为，事实上很难找出他有意出卖国家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来。

弱国无外交，在丛林时代，弱肉强食，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。

弱国的对外交涉，能够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的势力平衡，为自己国家多少挽回一点权益，让损失小一点，已经是不错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