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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卖国贼（第3页）

同时，作为留学生，他们都是当时政府中开明、年轻而干练的能臣。

曹汝霖曾经受命到宫里，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讲过宪法，充任过一回高层政治学习的讲师。

也曾参与过中日间岛屿问题的交涉，部分地为中国挽回了权利。

而章宗祥则参与了新政时期中国法律改革，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，颇有贡献。

特别是，他在京师巡警厅负责时，曾经负责审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。

汪精卫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，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气的。

陆宗舆则被徐世昌收入帐下，担任过东三省盐税总办，一个很肥的缺。

他将东三省的盐务，办得风生水起。

陆宗舆还随同徐世昌出国考察，深受信任。

在中国人的留学史上，有这样一种现象，凡是在所在国混得比较好的，留学成绩突出者，对所在国的印象一般都比较好；反之，则怨言要多一些，甚至会满腔怨恨。

留学日本，自然也不例外。

后来人说，留学英美者多为学者、银行家、政治家，留学日本者，多为革命者，其中不乏激烈的反日者。

其实也不尽然，留学经历比较顺利的人，比如曹、章、陆，周作人和张资平等作家学者，以及一干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，就比较亲日。

留学日本者反日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去日本的人实在太多，其中不乏不良之辈，在人家那里没干好事。

平江不肖生的小说《留东外史》，尽管是小说，有很大的夸张成分，但留日学生的胡来，的确也是事实。

人去得多，而且不良分子多，在那边自然就得不到好脸，回来愤而反日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可以说，对于学业有成者而言，那种关于留学生的传闻，对于那些学有成就者，留美者亲美，留英者亲英，留德者亲德，留学日本者亲日，其实大抵不差。

但是，的确如曹汝霖所说，亲，不等于媚。

亲日不等于媚日，留学他国者亦如此。

曹汝霖等人的亲日，或者说对日本抱有好感，还跟他在日本的经历有关。

很多没混好的留学生，作为一个来自弱国他乡之客，如果成绩再不行，行为不检点，在所在国遭遇歧视和白眼在所难免，因而对所在国自然不会有好感。

但曹汝霖他们不一样，在学校里，由于成绩不差，没受什么歧视。

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家里，受到哲学家遗孀的照顾，自然感到相当惬意。

这个中江兆民，有著作《一年有半》译成中文，在中国很有名。

在中江家住的时候，曹跟中江兆民的儿子中江丑吉结成很好的朋友。

这个中江丑吉，就是后来火烧赵家楼时，死命护着章宗祥的那个日本人。

但他不是我们的大陆一些“五四”

参见者所说的“帝国主义分子”

，而是个主张对华友好的亲华人士，研读过《资本论》，倾向马克思主义，酷爱中国文化。

他还跟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片山潜关系不错，一向主张反对日本对华侵略，还属于日本的左翼人士。

没错，这三人的确在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政策中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

曹汝霖自不必说，他不仅因为在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，为段张罗来了非常关键的来自日本方面的款项（否则讨逆军很难发动），而且还是日本特使西原龟三和段祺瑞之间至关重要的中间人。

在段祺瑞推行亲日政策的这段时间里，曹汝霖不仅担任交通总长而且兼任财政总长，把北京政府最有钱的两个部都拿下。

老交通系里一向号称财神的梁士诒，都在曹面前矮了三分。

因此，曹在段祺瑞的皖系集团中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