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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卖国贼（第5页）

应该说，从技术上讲，曹、章、陆所做的中日交涉，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，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；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，以求减少损失；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，对强暴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。

但是，他们也许没有想到，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，在大前提上，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。

在错误的前提下，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，都只能是错的。

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，“五四”

那天，在学生刚来的时候，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。

看见学生气势汹汹，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。

曹汝霖却说：“几个小孩子，就让他们闹一闹吧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如果属实，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。

但是，家被烧了之后，态度有点变化。

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，倒也难怪。

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、章宗祥挨打之后，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。

曹汝霖是提交了一份辞呈，通篇充满抱怨之词，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。

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，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，被后人讥为“‘表功’多于‘自责’，尤注重于经手借款，未收回扣，以矜夸其廉洁无私，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”

。

陆宗舆好一点，除了抱怨有人“借外交问题，以为倾轧之具”

之外，倒是没有表功。

以身体不好为由，自请辞职。

其实他跟曹汝霖一样，把“五四”

学生游行，看作是某些派系对他们的倾轧。

曹汝霖在日后的回忆中，几乎点名说他们之所以挨整，就是因为林长民的挑唆。

而林长民之所以如此，不过是因为怀疑曹汝霖坏了他做总统秘书长的好事，以及一次跟他借钱，没有痛快地给。

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，火烧赵家楼，他挨了一顿饱打，若不是碰巧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挨打之后，章宗祥住进了医院，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，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，不仅没有提出控告，反而由其妻子代表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。

虽然“自知众怒难犯，亦可见其风度”

。

可见，在“三个卖国贼”

中，也有分别，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，责任最大的曹汝霖，对于五四运动，怨气也最大。

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，已经是90岁的皓然一老，依然恨恨不已。

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要低调得多，平和得多。

事后来看，三位不过是资深职业官僚而已，跟亲英美的顾维钧、罗文干、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。

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，自然会重用他们，没有别的选择。

而他们的政务操作，跟亲英美的官僚一样，也日趋技术化。

在晚清和民国，前有朝中清议，后有媒体开放，作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办理对外交涉的人，委实处境很难。

一方面国家受欺凌的处境很难改变，所谓交涉，无非是吃亏大些还是吃亏小些的分别。

但是，无论大亏小亏，清议和舆论都不会答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