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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（第6页）

的游行示威。

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订，林长民在此时，通过国务院方面，探听到中国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情况下，也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。

遂自撰《山东危矣》一稿，命随员梁敬罅连夜送往《晨报》刊布，而梁同时也是北大预科讲师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被火烧的曹汝霖看来，林长民这样做，无非就是因为林曾经借钱于他，受到了怠慢，思以报复。

其实，不仅梁启超、林长民们对美国人满怀期待，要恨只恨自家人，“五四”

闹起来的学生们，对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依然有感情，不仅有感情而且还有期待。

大游行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到美国使馆递交请愿书，可惜美国公使芮恩施缺乏情报，那天恰好不在，一腔怒火的学生才转而奔了赵家楼。

甚至在“五四”

游行过去好几个月之后，毛泽东在长沙办《湘江评论》，把法国总理克列蒙梭、英国首相劳合·乔治、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显，都说成是强盗，而对威尔逊网开一面，说他被坏人包围了，很可怜，云云。

无论学生闹不闹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，都是不可挽回的。

为学生们寄予很高期望的威尔逊，显然并无替中国出头的侠肝义胆。

关于山东问题，为了能给中国挽回一点面子，安抚一下激动起来的民意，中国代表几番努力，想要既表达中国意愿，同时也按列强要求在和约上签字，但都被拒绝，面对国内汹汹的民情，中国代表如果非要有所表示的话，所能做的，也就只剩下拒绝签字了。

事实上，也只能拒绝签字，因为，即使没有留法学生的包围，中国使团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胆量，敢于在和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
只要运动一起来，代表团的代表们，就会受到国内巨大的压力。

甚至有人谣传，说在和会上表现不错的顾维钧，跟曹汝霖之女订了婚。

加之国内汹涌的民情，让所有涉及此番外交事件的人，都感到如履薄冰。

不仅吞掉了曹、章、陆，也随之毁了段祺瑞皖系的天下。

五四运动激昂的民意，那种认为“中国就要亡”

的危机感，其实不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。

至少，1919年的中国，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“二十一条”

的时候，好得多。

日本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强硬政策，开始怀柔，即便对于山东的权益，至少在口头上，也说今后要还给中国。

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，虽然依旧被人看不起，但还多少得到了一点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好处——两国的租界收回了，在华的财产也没收了，一些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抢去的东西，包括现在放在北京火车站附近古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，也收回来了，连作为耻辱的克林德碑，也拆掉了。

但是，此时的中国人，尤其是中国的知识界，却是受挫折感最强的时刻。

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，此时落差也就更大。

按照美国学者恪尔（Gurr）的说法，运动爆发之际，属于“相对剥夺感”

（relativedeprivation）最强烈的时刻。

因此，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是为什么1915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，没有发生类似“五四”

这样的运动，而恰恰在四年之后的1919年，才涌现这样的大规模群体性抗议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