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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（第1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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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洋裂变：军阀与五四（.shg.tw）”

！

“五四”

的大游行，仅仅是这些质疑积蓄很久的一个爆发。

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，不只是因为中日密约“东窗事发”

，而是因为巴黎和会，在国人眼里事关重大。

“五四”

那天的游行过程，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和中国学者彭明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

大抵是这样的：在梁启超的电报传到北京，由林长民捅给报界之后，以北大为首的各所大学的学生，1919年5月4日这天在天安门集合，游行示威。

矛头直接指向三个亲日派官员，曹汝霖、章宗祥和陆宗舆。

游行队伍先到东交民巷美国使馆请愿，没见到美国公使芮恩施，一腔怒火，转而扑向卖国贼。

随即去了赵家楼曹宅，有些人事先准备好了煤油和火柴，因此，火烧赵家楼，痛打章宗祥，成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。

干痛快了的学生有几十人落在后面，被姗姗来迟的警察捉去。

围绕被捕学生的捉与放，以及巴黎和会上的拒签问题，惩办曹、章、陆的问题，演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活剧。

此后，生活在海峡两岸的运动参与者，对于火烧赵家楼的暴力，有不同的看法。

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，评价不一。

一些历史学家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，也有比较社会性的解释，远因是社会经济变化，近因是新文化运动。

但五四运动本身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其实是段祺瑞政府主导亲日政策以来，国人一系列的深刻忧虑，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的爆发。

自打日本寺内内阁上台，寺内的私人特使西原来华，特别是西原借款大笔地涌进中国政府之后，中日关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。

但是这种所谓的改善，是当时的北京政府，或者说当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围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间的事，其他的人则不这么看。

说是中日关系改善，但日本依旧占着青岛和胶济铁路，对中国主权的蚕食，一点都没停止的意思，中国人眼里亡国的“二十一条”

也没有废除。

能看得见的成绩，就是西原借款。

但是，人们要问，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大方地借钱给中国人？按从前的借款惯例，但凡钱进来，就有交换的权益出去。

所以，人们从开始就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。

这种怀疑，报界有，知识界有，在华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国的亲英美的人士有，甚至于一些跟段祺瑞靠得不近的军阀也有。

更要命的是，日本人大方地大笔借钱给段政府，但却主要用来支持段祺瑞打内战。

事实上，如果没有西原借款，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统一，也难以调遣一兵一卒。

因为困窘的北京政府，除了京张、京汉等几条铁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点税收之外，只能靠支付历年赔款剩余的关余和盐余（支付赔款外的剩余盐税）活着。

寅吃卯粮，动辄就滥发公债，维持局面，发到最后一点信誉都没有了，发了公债也没人买。

显然，这样的中央政府，是没有力量调动军队的。

打仗自然导致紧张，局势紧张，关系紧张。

不仅南北紧张，段政府跟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唐继尧紧张，跟广东的孙中山的国民党紧张，而北洋派内部的裂痕也随之加大。

后袁世凯时代，北洋三杰之龙、虎、狗——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中，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缺乏政治野心，早早退出竞争。

段、冯二人地位相当，段比冯，升官考试差点劲，指挥作战也不行，但是在政治上有决断，而且在北洋系中人脉较广。

凡是北洋系统出身的军人，有点头脸的，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段的学生，因为各个北洋系统的军校，总监（校长）都是段祺瑞。

但冯国璋也有自己的势力，不仅有江苏的地盘，而且有两个原清朝禁卫军的旅作为嫡系武装。

在袁世凯还在的时候，两人就貌合神离，袁世凯死后，实际继位统率整个北洋系的，是段祺瑞，老段也以此自居，冯国璋则积不相能。

因此，冯段矛盾开始突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