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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（第5页）

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被中国人忽悠得很是舒服，同时把中国人也忽悠得很有期待，在会上，他也反复强调公理和正义，呼吁建立一种尊重人类权利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秩序。

可惜，他的这种秩序，是要靠建立现实的国际联盟来实现的。

显然，建立这个联盟，必须得五大国之一的日本支持。

因此，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，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。

事实上，否认秘密外交，各国一律平等的十四点声明，在和会上被碰得头破血流。

但是，威尔逊又不能不妥协。

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不无讥讽地说：“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，他可能成功，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，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。”

所以，在那一瞬的曙光过后，在巴黎的中国人，迅即陷入黑暗之中，不仅是中国代表团，在巴黎的留学生和侨民，还有一位自费到巴黎“观会”

的梁启超，统统感到暗无天日。

最后，美国人总算找到一个借口，为自己的背信开脱，这个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。

这个换文，是在日本的压力和“善意”

下，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，承认了日本对于胶济铁路的权利。

代表中方签字的章宗祥，在换文中有例行的“欣然同意”

字样。

据王芸生的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所载录的陆徵祥1919年4月22日电文，说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质问：

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，协约军势甚张，停战在即，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，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？

而当时中国政府编的《秘笈录存》，同一份电文，却说质问的是英国首相，而美国总统则安慰中国代表：

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，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，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，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，中国已为会员之一，将来如再有意强力欺凌中国者，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。

显然，即使是《秘笈录存》版本的电报，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——无论美国还是英国，都强调中国应该遵守已签的条约。

威尔逊的安慰，纯粹是一种安慰而已，这样的空头支票，对中国实际状况的改善，没有任何意义。

也就是说，即使没有1918年的中日换文，提出了十四点声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，也不大可能冒日本退出会议、导致国际联盟设想彻底失败的风险，去为中国说话。

这个借口没有了，还可以找其他的借口，借口总是会有的。

只是，在十四点声明中反对秘密外交和秘密协定的威尔逊，居然会找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么一个秘密协定为借口，不经意中，自己就打了自己的一记耳光。

可惜，强者食言而肥，真正挨打的，只能是弱者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《秘笈录存》在收录了陆徵祥这份电报之后，随即附上了一份“某要人欧洲来电”

，这个某要人，明显系指梁启超。

这个欧洲来电非常明确地说，1918年的中日换文，被西方误以为是中国为“二十一条”

“加以保证”

，所以，“唯有使订约之人负担，庶可挽回，展开新局。

不然千载一时之良会，不啻为一、二人毁坏，实为惋惜。”

该书在收录这篇电文的背后，还加了一句按语：“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，遂在北京发生‘五四’之变。”

这个电文跟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所载的，有点区别，但有这么一份电报，而且把和会上中国的失败，归罪于“一、二”

订约之人，的确是实情。

于是，接到电报的梁的儿女亲家林长民，随即“放了一把野火”

，在《晨报》上披露了梁的电报内容，直接点燃了“五四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