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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迷失（第4页）

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，实际上，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，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，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，大为有利。

可惜，弱国无外交，在会上占理，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。

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，脸面无存，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。

他们的目标，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，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，按照顾维钧的说法，可以归为七项：第一，解决“二十一条”

和山东问题；第二，归还旅顺、威海等租借地；第三，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；第四，归还在华各地租界；第五，撤走外国驻军；第六，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；第七，恢复中国关税自主。

为此，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“备课”

，写出备忘录。

当然，中国代表团的底线，是解决山东问题。

事实上，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，也只有山东问题。

日本的态度，不言而喻跟中国正好相反，肯定不能放弃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。

而且，审时度势，日本根本不认为他们的意愿会落空。

但是，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的国际形势，讲求国际道义的呼声开始高涨。

日本在死咬山东权益的同时，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说他们对中国没有领土欲望，尊重中国对于山东和青岛的主权。

一旦时机成熟，就将归还山东的权益。

这就是所谓山东权益的“间接归还”

说。

显然，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承诺，没有放心的理由，谁知道这个无头账会赖到什么时候去。

因而一再强调，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归还，莫如现在就直接归还的好。

1919年1月28日，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，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。

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才生，用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从山东的历史讲起，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。

同时引经据典，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，说明尽管在战争期间，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为日本所得，而且中日之间为此签订了相关协定，但由于中国的参战，情形发生根本改变。

而且中日之间的协议，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，中方是迫于无奈，从法理上讲，战败的德国显然无权将山东权益转交他国。

因此，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。

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，则相形见绌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大道理，说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，一方面又坚持不肯归还强占的山东权益。

本来就不占理，如果加上那时代日本人说英语惯常的毛病——口音过重，还多少有点含混不清，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。

所以，双方发言过后，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，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，情形颇为尴尬。

顾维钧后来回忆说，在他发言之后，“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。

随后，劳合·乔治、贝尔福、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。

威尔逊总统和劳合·乔治都说，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”

。

可惜，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，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。

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，但鉴于日本的实力，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。

五强之中，意大利在欧洲尚且争不到什么，在远东更是无所作为。

最强的英、法、美三国，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，此番和会，与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代表态度恶劣，不给好脸色。

英国人也是皮里阳秋，在实质上更倾向于日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