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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（第4页）

，但冯玉祥的呼吁，此时又得到了更大更响亮的呼应。

这次轮到了常胜将军吴佩孚，而且吴佩孚的呼吁，得到了同在湖南前线的冯玉祥的暗中配合，声音越来越大。

1918年8月7日，吴佩孚第一次通电呼吁和平。

21日，吴佩孚再次发表通电，呼吁和平，说：“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，引起内争，全国纷纭，已逾一载，长此以往，分崩之端，即在目前。”

又认为，“况年来外交紧急，国债繁兴，险象环生，无一非内争所致”

。

而且对新的国会选举，也委婉地表示了看法，认为国家不统一，不会有真正的民意，贸然选举，只会加快国家的分裂。

相比起公开通电的委婉客气，此前（同年8月7日）吴佩孚给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，则差不多等于破口大骂了。

他骂现在的国家政策是“宵小奸谋”

，骂安福国会是“金钱运动，排斥异己，援引同类，被选议员半皆恶劣”

，骂政府跟日本签订密约，丧权辱国，还骂政府“以借款杀同胞”

，任人唯亲，赏罚倒置。

吴佩孚发表通电，作为他的主公，曹锟不能不有个态度，接二连三给北京发电虚张声势，不痛不痒地骂吴佩孚“不明师理”

，“受人愚哄”

，要吴佩孚“自醒悟，除浮言，勿渝以前之宗旨，恪守服从之义务”

。

当然吴佩孚不会就此收手，干脆耍刁放赖，索性要求将所部回撤，请湘督张敬尧另行派人接替防务。

段祺瑞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屈尊再一次给一个小师长去电，一边吓唬人，要吴佩孚“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”

，不要反对政府的政令，“干犯纲纪”

，一边又缓和口气，摆出老师的身份说：“尔从吾有年，教育或有未周，余当自责，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。”

段祺瑞当过北洋系统几乎所有军校的总监（校长），对于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吴佩孚，当然可以摆老师架子。

可惜，当年的校长，对这个北洋的后起之秀既没教过什么，也不曾赏识，毕业后到他麾下公干之时，根本得不到提拔重用。

师生之间，毫无情义可言。

此时端出老师的身份来，多少有点晚。

因此，吴佩孚接到段祺瑞这种以亲昵口气的训斥电报，不仅没有感到一丝的亲切，反而火气上涌。

接着一个通电回过去，以诤臣自命，引经据典，逐条对段的电文进行驳斥，大概又是桂林才子张其锽的手笔。

这样的质疑和指责，不仅仅是来自段祺瑞政府的敌人——孙中山的军政府和西南军阀，而且来自学界和报界，以及跟北京政府没有敌意的军界人士，甚至来自于北洋团体内部。

所有的质疑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——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什么交易，所以日本人才肯把大笔的钱借给他们，而段政府拿了钱，又来打内战。

为了更好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，组织了安福俱乐部，操纵选举，组成了自己御用的国会。

武力统一，一方面消灭了作为敌人的西南军阀和孙中山的势力，另一方面削弱了异己，同时编练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，最后是皖系一统天下。

这个质疑的逻辑链中，最关键的就是中日关系。

人们怀疑，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私下的秘密交易，出卖了山东，暗中答应了“二十一条”

中连袁世凯都没有答应的第五号的有关条款？事实上，1918年的中日间有关俄国事变的军事密约，已经令疑云布满了天空，而接下来巴黎和会上披露出来的中日有关胶济铁路的换文，无论当局者是怎样想的，当时的具体操办者的意图是什么，对于质疑者而言，这种换文已经证实了他们的怀疑——段政府这期间的所作所为，从西原借款到武力统一，从安福国会到编练参战军，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卖国印记。

“五四”

的大游行，仅仅是这些质疑积蓄很久的一个爆发。

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，不只是因为中日密约“东窗事发”

，而是因为巴黎和会，在国人眼里事关重大。

如果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，把山东拱手让人，那么中国的腹地就失去了，中国也就真的要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