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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（第3页）

那天的游行，高度相似。

显然，总统冯国璋出面的解释，并没有真的打消国人的疑虑。

据当时的报纸记载，同年6月8日，留日学生代表九人，来到段祺瑞所居住的北京府学胡同，当面请愿。

段祺瑞接见了留学生代表，双方谈了三个问题。

第一，中日共同防敌密约的内容，是否会对中国构成威胁，日本是否借出兵，行假途灭虢之实。

第二，密约既然没有伤害中国的主权，为什么不能公开。

第三，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西原借款的忧虑。

留学生们特别强调，他们游学日本多年，“深悉彼国上下，对于吾国咸抱并吞之野心。

所谓维持东亚平和，保全支那领土，以及中日亲善种种美名，不过并吞之代名词而已。

大隈取强压政策，寺内用笼络手段，异趣同归。

此次藉词共同出兵，实则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

。

但是，段祺瑞回答说，当年签订“二十一条”

的时候，他是最激烈的反对者，现在断无卖国之理。

而且，他认为他不会为人所欺，现在跟日本友善，是因为“日本寺内内阁，颇推诚相与”

。

最后，双方不欢而散，留学生代表留下请愿书离去。

显然，尽管段祺瑞固执己见，反复解释，但国人的疑虑，不仅没有消散，反而日见加深。

这样的疑虑，不仅学生有，一些军人也有。

早在1917年10月7日，日本驻华武官斋藤，致函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，因中国以矿砂易日本军械，要求对中日两国枪械口径实行统一，并声称这一意见，得到了段祺瑞的同意。

这个消息，经当时的英文版的《京报》披露之后，引起舆论大哗。

显然，这个消息，触动了人们有关“二十一条”

的神经。

随后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虽然特意出面加以否认，甚至高调地要求中国政府取缔英文版《京报》，但日本军部是否有此意思，真是很难说。

按情理来讲，日本的军方，野心都要大一点，而且表现得比较露骨。

长期以来，日本的军部跟政府的立场不一，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，由日本政府出面解释，依然难以让人放心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消息刚刚传出，江苏督军李纯、河南督军赵倜，就来电质问，说何以政府会答应统一军械这种“二十一条”

第五号的内容，宣称：“吾人对于中（此）等问题，岂忍坐视，且为保持内阁威信，亦不可三请中央明白宣布，以释群疑。”

徐树铮赶紧解释，断无此事。

但能否真正释疑，却很难说。

当时为陕西中级军官的胡景翼在日记中写道：

《申报》载，日本将以友谊劝吾国息止内讧。

此固不免，然从今以后主权尽失，万事受人干涉，即破坏亦不能自由也。

吾国人其猛省！

中国之罪魁为袁世凯，其次则段祺瑞督军团也。

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

胡景翼已经不仅是质疑了，干脆就判定了段祺瑞的卖国。

在北洋派内部，这样疑虑，出于利益的纷争，往往更加彰显。

因此，北洋派分裂的迹象，到了1918年底，更加明显。

此前，冯玉祥的反叛行为，虽然在压力之下得到了暂时的“解决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