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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卖国贼（第6页）

于是，交涉者就成了众矢之的。

而曹、章、陆所亲的日本，恰好在近代扮演了一个令中国人既厌恶又艳羡，还很恐惧的角色。

中国从日本学的最多（正好跟古代掉过来），受到伤害也最多。

可以说，对日本人，中国人既熟悉，又陌生；既看不起，又有些畏惧。

这种局面，自甲午战争以来，就已经形成了。

庚子义和团事件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，占领军中的日本军队，相对来说对中国人比较客气，因而导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恶感稍减。

但进入民国之后，尤其是“二十一条”

签订之后，日本再次成为中国人最讨厌也最畏惧的对象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“二十一条”

不废除，日本大举介入中国政局，国人焉得不忧？作为背上打上印记的亲日职业官僚，在此时此境，即使离中日交涉远远的，都未必有好果子吃。

更何况他们三人不避瓜田李下之嫌，首当其冲，背上卖国贼的恶谥，实在是逃无可逃。

不过，作为职业技术官僚，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。

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磨后来说，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，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，放手挪用部款，供给小徐，一点规矩都不讲，比曹汝霖还不如。

最后需要一提的是，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（作为职业官僚无可厚非），但自打“五四”

以后，就从政坛销声匿迹，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。

抗战时期，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，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。

其中，曹汝霖曾经是日本占领军的重点争取对象，出山的压力相当大。

日本方面的土肥原贤二和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骏一，都亲自前来劝驾。

唯有他的日本好友中江丑吉，劝说曹汝霖千万不要出来，保持晚节，曹汝霖也就没有出山。

一位跟中江丑吉很熟的日本学者写道：

日华事变发生后当时立即就把其中意味参透了的中江，到天津拜访了曹汝霖。

并将事变的性质与前景说与曹，还有如下记录：你作为政治家为了保全晚节，在这个时候无论怎样的劝诱也绝对不要在政治方面的事情上出头，如果是实业界的事，那也就没有办法。

曹氏当时泪流满面听从了中江的劝告。

日本的军阀及其手下的浪人正焦急想找一个北方派的大人物做傀儡。

事实上，曹氏听从了中江的劝告，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出来。

现在他没有被作为汉奸，如果是这样算的话，中江应该算是救了曹氏两次。

曹汝霖不仅没有下海做汉奸，而且在沦陷区的时候，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，做了一些好事，帮人挡了好些事。

有人被捕，找到他，也能捞出来。

的确，因为曹、章、陆没有下海做汉奸，光复以后，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。

可见，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，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。

至少，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，如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，要强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