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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情制造（第4页）

。

显然，这样悲壮的仪式，用音乐、哀歌加上死者的遗像、旗帜、服饰，统一一致的行动，营造了某种特别打动人心的悲情气氛。

在这种哀悼死难者的仪式中，人类对死根深蒂固的悲哀，在仪式中被唤醒，在仪式中被传递感染。

死者的死，在道德化、仪式化的鼓噪中，被升华。

人们由对死的悲哀，转化成对死者道德的推崇。

具体说，就是对死者爱国情操的推崇。

紧接着，人们对死者哀悼，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制造死亡罪魁的愤怒。

混合了愤怒的悲哀，制造出一种极其悲怆的氛围。

即使对运动不甚热心的人，只要进入这个氛围，也不可能不被感动，“极形一种悲天悯人态度”

。

悲情是保持运动气势的必要条件，也是激发群体冲动的燃料。

在很多群体事件的场合，政府方面的镇压或者遏制，都是运动骨干人员制造悲情的原料。

只要这种镇压没有到开枪杀人的地步，就永远是群众悲情的原料。

如果真的开枪杀人了，悲情则一时间会更浓烈，只是强力压制会让大多数人因畏惧而退缩。

反过来，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，那么运动中人就会特意前去挑衅，通过营造出来的被捕、被打，甚至被杀的悲惨情节，再加以渲染，达到动员的目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郭钦光的死，被暧昧地表达为政府镇压的结果。

这样的暧昧结果，不断增加。

在各地的追悼会中，死者不断被添加进来，若干病死的、自尽的人，无论真假，包括受伤没死的，都被当成死人或者烈士——被涂上一层为爱国、为抗争而死光环的死人和烈士，不断被推出来。

悲壮的气氛，被越煽越浓。

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学生涌上街头，用自己的“勇敢抗争”

，跟军警冲撞。

伤了最好，如果没伤，也要纠缠着非要军警逮捕不可。

进了警察署或者军营，就不肯轻易出来。

只要大批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来，在任何一个发生运动的城市，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悲情的燃料。

虽然各地情况不一，但由于学生串联的结果，事实上各地的学生抗争，大体都是一个模式。

以街头抗争逼军警出手，而出了手的军警行为，则顺利地化为进一步动员的燃料。

在运动的当口，北京政府和各地的军阀，碍于体制也碍于运动爱国的道德氛围，根本没有可能放手镇压。

因此，只能节节后退。

如果学生觉得这样分散的抗争和悲情制造还不过瘾，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机会，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浪潮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热情。

济南的马良镇压事件，虽然没敢杀学生，但杀市民也一样让人们愤愤不已。

同样，湖南军阀张敬尧的统治，对于湖南人来说，原本就是强加于他们的北人“外来政权”

。

加上张敬尧的统治，也跟他的许多同道一样，任人唯亲，横征暴敛。

尽管他的横暴也不为无由——湖南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，南军尚未驱逐，境内还有诸多的北军，这些北军打仗不卖力，但占了一个地方，就地收税，张敬尧政令不出长沙，地盘小，既要养兵，又要自肥，自然统治就没法子规矩，连教育经费都要侵占。

这样一来，张敬尧就成了激发湖南学生抗争的一个由头，或者一种机会。

就这样，一波又一波地请愿、示威、“驱张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