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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情制造（第2页）

与其说这是人对死亡自身，不如说是对生存本身的反应，特别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，这构成了发生抗议的直接原因。

死亡本身具备激发暴力感情的力量。

死亡能够迅速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在一起，但这些人都有着由死亡激发起来的愤恨，因而能够团结在一起。

死亡能够为公开集会提供合法性，甚至连统治者本身也会犹豫是否禁止这种公开集会，或对其采取行动。”

他还说，丧礼往往是某种集体行动的引子，在丧礼的仪式中，参与仪式的人往往会产生群体凝聚力。

“在禁止集会的压制性政治体制里，葬礼往往是反抗开始的唯一场合。

当死者的朋友、亲属被认为是愤怒的群体，葬礼就可能成为产生骚乱的场所。”

在中国，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事件，只要事件足够大，延续时间足够长，死亡就会生出来，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跟抗议的对象有关系。

但没有关系，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死亡，人们都可以借此制造出跟运动相关的悲情来。

丧礼，自然可以转化为特意组织的大规模的追悼会，组织者通过追悼会这种充满悲情的仪式，实现进一步的动员。

在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，一个教书先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，恰好在运动初起的时候自杀了。

于是，这个人就变成为了保路而死的殉难者。

这样的事情，在“五四”

时又重演了。

比如，我在上文提到的郭钦光的例子。

追悼会是悲情制造的最好场所。

北京郭钦光的追悼会，赴会者5000余人，各界送的挽联3000余副。

“会场气象，异常严肃，人人面上，咸现悲戚之色”

。

追悼会的仪式感极强，时人记载，会议程序如下：（一）奏乐。

（二）宣布开会理由。

（三）读烈士事略。

（四）奏乐。

（五）宣读祭文。

（六）演说。

（七）散会。

悲壮的音乐，一个接一个的演说，把追悼会的气氛推向高潮，“演说时慷慨淋漓，鼓掌之声不绝。

最后某女士演说，悲怆泣下，全场大哭。”

这样的大哭，不止是发泄悲愤，还是积累悲情。

下面就该进一步行动了。

有心人还记了一笔“是日掷毁之草帽，达数百顶云”

。

在当时，学生戴日产的草帽，是一种时尚，这些被扔掉的草帽，无疑都是日本货。

预示着抵制日货的更广泛的运动，就此登场。

上海的郭钦光追悼会，开得比北京还要隆重，最特殊之处，筹备者预先由几所女子学校的学生，准备了两万顶“白色软制”

的帽子，开会的时候，每人一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