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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情制造（第1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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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洋裂变：军阀与五四（.shg.tw）”

！

一场高调道德主义的群众政治运动，夹杂以种种似乎不那么光彩的权力技术、仪式煽情、谣言动员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。

无论运动的目的多么高尚，参加者的动机多么纯洁，这种东西是都会存在的。

任何一个有规模的群体性抗议运动，都必须存在悲情。

在表面上，“五四”

的悲情源头是“中国要亡了”

，这在“五四”

当天的口号中就有反映。

但实际上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不会不知道，其实，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外交失败，并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，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“二十一条”

以及最后通牒，此时的中国，处境已经大大改善了。

人们的悲情，实际上主要源于战胜国期待的落空。

期待和现实的落差，被人为地夸张为危机。

虽说在逻辑上也可以说得通，但实际上亡国的危险，显然并非运动中的人渲染的那样迫在眉睫。

但是，悲情是存在的，情绪落差导致的悲情，不见得就比真实的危机处境激起的情绪小。

甚至，“二十一条”

时的种种，也有可能被重新唤起，令人感同身受。

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所带来的种种事件，这个政府对于日本在山东存在的默许和认可，都可能被人“揭发”

，成为中国国家危机的证据。

但是，仅仅有这种由于情感落差产生的悲情，显然是不够的。

如果运动的假想敌日本方面再不加以“配合”

，来点侵略的动作，没有多少新刺激，那么运动热情就有维持不下去的危险。

事实上，在运动中，人们就总是提醒自己不要“五分钟热血”

。

因此，我们看到，五四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，存在着一系列的动员。

新的悲情不断地被注入运动中，保持运动的张力。

在中国，最大的悲情，莫过于死人。

从来民间生事闹事，最毒的一招，对哪个不共戴天了，就一根麻绳吊死在哪家的门口。

自家的亲属，自然会把那家闹得天翻地覆，不出大钱，根本休想了事。

书吏衙役要想害哪个没有权势的富户，把具无名的尸体偷偷放在这家的门口，就能把这家破了。

民间与官方，都对死人的事特别在意。

民众打官司闹事，不是因为有人死了，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众。

把事情闹大，没有死人或者棺材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

这样的文化传统，很容易会转化成近代群体抗议运动的某种资源，人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会利用死人进行政治动员。

西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西德尼·塔罗（SidneyTarrow）说：“把死亡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惊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