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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章（第1页）

文艺界固然也有给予我的作品相应评价的人士，但为数甚少，声音也小。

从业界整体来看，比起&ldo;yes&rdo;来，&ldo;no&rdo;的呼声要远远大得多。

哪怕我当时跳进池塘救起了一位快要淹死的老婆婆，大概也要被人家说成坏事。

我半是调侃半是真心地这么想。

肯定会说什么&ldo;明明就是沽名钓誉&rdo;啦，什么&ldo;老婆婆肯定会游泳&rdo;啦，等等。

最初那段时间，我对自己的作品也不怎么满意，所以老老实实地接受批评，心想&ldo;这么说来，没准的确如此呢&rdo;，不过大多是右耳进左耳出。

随着岁月流逝，总算能写出在一定程度上（说到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）让自己满意的东西了，对我作品的批判之声仍未减弱。

不，不如说风压似乎变得更强大了。

用网球比喻的话，就好像发球时高高抛起的球被吹到球场外去了一般。

也就是说，我写的东西似乎跟写得好不好毫无关系，始终会让不少人&ldo;感到心情不快&rdo;。

不能因为某种表现形态触犯了人们的神经，就说那是原创。

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不是？仅仅说着&ldo;令人不快&rdo;&ldo;有点不大对头&rdo;，却再无下文的例子只怕更多。

然而，这或许能成为原创的条件之一。

每当受到别人批判时，我总是尽量向前看，努力去积极思考问题。

与其只能唤起不冷不热、老生常谈式的反应，哪怕是消极的也行，只要能引出实实在在的反应，总是好事。

波兰诗人兹别格涅夫&iddot;赫伯特曾经说过：&ldo;要想抵达源泉，就必须激流勇进、逆水而上。

只有垃圾才会随波逐浪、顺流而下。

&rdo;真是给人勇气的格言啊。

（引自罗伯特&iddot;哈里斯《箴言集》，圣殿出版社。

）

我不大喜欢泛泛之论，但若是让我斗胆发表一番泛泛之论（对不起啦），在日本，如果有人做了不太寻常或与众不同的事情，就会引发诸多消极的反应‐‐这么说大概不会有错。

说好也罢说坏也罢，日本这个国度既有以和为贵（不喜风波）的文化特质，也有强烈的文化上的集权倾向。

换句话说，框架容易变得僵化，权威容易以力压人。

尤其是文学，战后以来，长期使用&ldo;先锋还是后卫&rdo;&ldo;右派还是左派&rdo;&ldo;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&rdo;这样的坐标轴，将作品及作家的文学地位详细地图式化。

并且由大出版社（几乎集中在东京）发行的文艺杂志设定&ldo;文学&rdo;的基调，再颁给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学奖（可谓是诱饵）进行追认。

在这种严密的体制中，单个作家发动&ldo;叛乱&rdo;已经极其不易，因为从坐标轴中被除名，便意味着在文艺界被孤立（休想得到诱饵）。

我作为作家正式出道，是在一九七九年，那时这种坐标轴在整个业界依然稳如磐石地发挥着作用。

就是说，体制的&ldo;规矩&rdo;依然强大有力。

常常从编辑口中听到&ldo;这种做法没有先例&rdo;&ldo;这是惯例&rdo;一类的说辞。

在我原来的印象中，作家是一种可以不受制约、自由自在的职业，因此听到这些说辞，总是百思不解：&ldo;这是怎么回事？&rdo;

我原本就是不喜欢争执和口角的性格（千真万确），完全没有要与这种&ldo;规矩&rdo;和&ldo;业界不成文的定律&rdo;对着干的意思。

只不过我又是想法极其个人化的人，既然像这样（姑且）当上了小说家，况且人生只有这么一次，便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：反正要随心所欲，我行我素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体制按体制的来便好，而我做我自己的就行。

我是经历过六十年代末所谓&ldo;叛逆时代&rdo;的一代人，&ldo;不愿被体制收编&rdo;的意识还是十分强烈的。

然而同时，或者说在此之前，既然身为一个表现者（哪怕是无名小辈），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为自由人。

我想按照适合自己的日程表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，写自己喜欢的小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