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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四运动里的军人声音（第1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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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洋裂变：军阀与五四（.shg.tw）”

！

这场运动，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，是一个天赐的良机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，却可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，有些人则是不知所措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

但无论持何种态度的军头，都不愿意顶起对抗甚至镇压爱国运动的名头。
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出现过多次军阀割据的时期，每逢这种时期，军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为社会的主宰。

而原来趾高气扬的文人，则蜕变成武夫的附庸，甚至变成收税记账的工具（若无毛锥，财赋安出）。

在发生五四运动的那个时代，在形式上，中国有点类似于五代十国那种军阀时代，军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最大。

陈志让先生称之为“军绅政权”

。

其实，军的分量远比绅要大得多，两者处于完全的不平衡状态。

各个地方的文官，如不服从武人意志的话，基本上无立足之地。

但是，跟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夫不一样，民国的军阀，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。

新式军人，很多是投笔从戎的有志之士，是晚清志士提倡尚武精神的实践者。

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，还是各省的新军，其骨干军官，不是来自留学日本的士官生，就是国内新式军事学校的学生。

就算比较保守的北洋系统，在接纳士官生方面，也是开放的。

学习西方，显然是这些新式军人的追求。

他们对于中国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一切，从器物到制度，都是有迷信的。

即使想要恢复传统文治的袁世凯，其实也不能摆脱这种迷信。

至于在袁世凯失败之后，接着当家的北洋军人，就更没有这个胆量，敢于轻视民国的共和政体。

因此，尽管文人和士绅的地位没有军人高，但此时代的文人士绅，绝不至于像五代十国时期的文人那样低贱。

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，绅与商，尤其是现代工商业者，有了密切的联系，而且他们跟新兴的学界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他们有自己的团体、商会、教育会，有相应的公共空间。

更重要的是，新兴媒体的出现，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压力，对于绅商学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，武夫们还是有所忌惮的。

尽管武人们有力量封报馆，钳制言论，但一般不敢这么干。

他们顾忌舆论，也顾忌民意，更顾忌道德谴责，一旦被置于道德上被动的地位，他们在日后的军阀纷争中，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。

当然，北洋时期，毕竟是军人统治。

军人有军人的积习。

耐性不够，实在急了，还是要用武力解决的。

但是，即使武力解决，也要顾忌自家的形象，如果在道德上理亏，在战争中也就占不了便宜。

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来说，一方面，各地军阀实际上割据一方，根本不在财政上支持所谓的中央政府；但另一方面，北京政府还需要各地军阀的政治支持，如果有较多一点的地方表示脱离北京政府独立，北京是很害怕的。

当然，各地军阀，也需要获得北京政府的承认，以强化自己在地方的合法性。

相对而言，北京政府对地方军阀的支持，更为在乎一些。

因此，无论谁控制北京政府，对于下面军人的声音都十分忌惮。

五四运动，在北京，一边是学生一边是中央政府。

在地方，一边是学生和市民，一边是各地的军阀政府。

相对而言，北京政府更希望把运动压下去，恢复秩序。

但是，地方军阀却另有怀抱，即便敷衍北京的地方军头们，也不那么热衷压制运动。

很显然，即使是他们，也生怕在民族主义的热潮中失掉分数，害怕媒体的声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