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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言 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（第4页）

吊诡的是，革命后的中国大陆，年年都纪念“五四”

，把“五四”

捧得很高，但“五四”

精神其实根本就没有踪影。

不仅德先生、赛先生不见了，连新文化、新文学也没剩下什么。

当年新文学的健将，不是三缄其口，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来。

而在1949年后的台湾，“五四”

的地位很低，没什么纪念，但那里“五四”

的新传统却还在。

当然，“五四”

之前的老传统，也在。

现在的人们动辄谈论台湾的雷震的遭遇，唏嘘不已。

但是试想一下，这个雷震如果生活在大陆，命运将会怎样？

五四运动的发生，国人委实有点身不由己。

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就不会有日本人的乘虚而入，后来也不至于有山东问题。

当然，也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中国才有了参战之争，段祺瑞使得北京政府加入到了协约国一边，最终为中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名义，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块大勋章。

但是，恰因为这空头的胜利，让国人兴奋不已，结果到了巴黎和会，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是那块砧板上的肉。

所谓战胜国，无非担了空名。

由热及冷的落差，引起国人的大愤怒。

自我检讨的结果是，段祺瑞集团此前所做的一切，都成了罪过——当然，的确也有可罪之处。

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面，弄臭了皖系，却给了直系一个机会，因此他们加入运动的合唱，最终导致你未唱罢我登场。

北洋军阀分裂，直皖开战，皖系倒台。

在民族主义的喧嚣面前，运动走向胜利，为此付出代价的，不仅仅是几位留学日本的文官。

同样是民族主义的喧嚣，也导致了舆论和青年向左转。

就那么巧，运动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，这边苏维埃俄国站稳了脚跟，想要寻求突破，打破孤立，于是接连发表两次对华宣言，宣称要放弃一切在华特权，而且要把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去的一切还给中国（掠去的实在太多了）。

这样令国人喜出望外的宣言，跟巴黎和会上的屈辱，恰好形成过于鲜明的对照。

连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孙中山、陈炯明，甚至吴佩孚都一时难以抵挡诱惑，更何况一腔委屈的青年学生？

“五四”

过后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停下脚步，出于群众运动的缘故，转向了社会改造。

我们看到，无论教授还是学生，大家都在面向下层。

教授做俗文化、底层文化的研究。

而学生则从平民演讲，走到平民夜校。

进而进行社会改造的实验，引进新村主义，办工读互助团，甚至给自己设计一个乌托邦的菜园子。

这样的尝试，不仅得到北大教授如周作人辈的引导，而且连北大校长蔡元培也给予支持。

就这样，“五四”

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，不仅在直皖之争上扳了道岔，在走向激进的大方向上，也推了一把。

但是，中国最终走到今天，原因其实很多，“五四”

绝非根本性的推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