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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佩孚变脸 文戏与武戏（第4页）

因此，在1918年中被追究的政府对日借款，种种跟日本签订的条约，在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中，都被人们再一次想起。

显然，吴佩孚的机会又来了。

本来，当初吴佩孚呼吁和平，就隐含了爱国的吁求。

但是，彼时的爱国呼声，怎么比得上此时严惩卖国贼的呼喊？或者说，当初不打内战，可以说是爱国，但怎能比得了直接要求惩办卖国贼？在这种响入云霄的内惩国贼的呼声中，爱国的声音才能被放大到极点。

显然，作为事实上的对头，段祺瑞和他的皖系集团，此前的亲日政策由于巴黎和会的“外交失败”

，给了吴佩孚一个极佳的机会，让他乘着“五四”

学生的抗争运动，在直皖之争中，迅速登上了道德制高点。

而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团，则因此蒙上了卖国的头巾，无论怎样挣扎、辩解，都无济于事。

当然，吴佩孚的形象，也因为五四运动，更加出名更加高大。

在爱国、廉洁、能战的名声上面，又多了进步的好名声。

原本骨子里相当保守的吴佩孚，出于“五四”

的缘故，居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变得相当趋时，什么口号激进，什么口号时髦，就喊什么。

“五四”

后知识界一度向左转，吴佩孚也跟着转。

连“劳工神圣”

这样的口号，他也赞成，显得相当有左翼的味道。

以至于苏俄在中国寻找有实力的合作者，首选的目标居然是吴佩孚。

五四运动著名的活跃人物张国焘告诉我们，“在那个时期，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。

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，且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，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，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。

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，一时竟有大孙（指孙中山）小孙之称。

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中，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，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什么吸引力。

但吴佩孚所标榜的召集国民大会、和平解决国事、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、国民筹款赎回胶济铁路等主张，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”

。

当年长沙《大公报》的记者陶菊隐先生，在他早年（1941年出版）的《吴佩孚将军传》中写道：在“五四”

期间，“那时远戍衡阳的吴受了救国热情的驱使，一面援救被捕学生，痛数曹、章、陆等之卖国行动（该电直接打给徐），一面愿负弩前驱，移师对外……他的电报越打越多，一次比一次激烈，主张取消《中日密约》、召开国民大会、反对签字和约、敦促南北代表赓续谈判，等等。

总之，他的主张完全站在民众之前，其动机纯由救国救乡之一念（他是山东人），所以国人视之为‘民族救星’，而段（祺瑞）的眼光中则认为‘北洋系之一叛徒’”

。

吴佩孚骂街骂得厉害，“五四”

当口，作为代理总理的龚心湛成了倒霉蛋，“他是段（祺瑞）的代言人，吴就把一口毒气呵在他的身上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

龚与之打笔墨官司，越打越打不清：他开始而只骂王（揖唐）（时为南北和谈北方代表，被视为破坏和谈的操盘手），继而骂安福系，终至无所不骂，直把龚内阁骂倒为止。

北洋政府每做一件事他无不极口反对”

。

而且通电写得精彩，“今天一篇新式《驱鳄鱼文》，明天一通仿《讨武曌檄》”

，“国人目吴电为‘新古文观止’，都说读此妙文，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，文笔之不雄健了”

。

“五四”

的确给了吴佩孚一个特别合适的舞台，在这个舞台上，吴佩孚和他的文胆张其锽先生，有着超常的发挥。

在国人因“战胜”

狂喜，然后因巴黎和会而堕入失望深渊的当口，吴佩孚的通电，可谓疗伤的妙药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声声入耳。

1919年6月9日，吴佩孚连发两电，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