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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界里的爱国运动（第3页）

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，受到影响，也开会议决停业，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，并创作爱国歌，提倡国货歌，讨卖国贼歌，“分头拍唱”

。

这些歌曲、宣言和那些传单、文告，到底是妓女们自创，还是有人代庖，不得而知，但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。

这些恩客里，绝对不乏下笔生花的文人墨客。

那年月，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，休戚与共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

此前的辰光，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，繁荣了文坛，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，自是义不容辞。

据当时的报人包天笑讲，彼时即使良家妇女，也习惯由“床头捉刀人”

代笔，投稿作品。

虽然名字是香艳的女性，其实都是男人的文字。

男人替女人说话，以女人的口吻说话，到底是男人的意思，还是女人的意思？不好说。

但是，至少可以说，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，都是被动的。

也就是说，代笔很可能是出自妓女的主动要求。

因为，妓女们不仅有文字，还有行动。

据当时的报纸记载，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，在老上海的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，车上插着白旗，上书：“警告同胞，切勿暴动。”

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，表现在妓女们身上，别有一番意趣，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，以及对运动失控的担心。

当时的上海滩，汽车还是个新鲜玩意，开汽车兜风，绝对是个很拉风的事。

把这种事加上爱国两个字，真是又时髦，又刺激。

在运动中，妓女们不仅参加三罢，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日货运动，她们也很积极，“互相劝告，此后购用国货，以免权利外溢”

。

显然，这对于需要便宜的日本化妆品甚多的若辈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损失还是相当大的。

而且，据记载，一直到“五四”

以后，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。

时人感慨道：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，“‘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’。

余今于‘商女’二字，欲易作‘官吏’矣”

。

反过来说，妓女这样的爱国行为，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，也不乏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。

虽然说，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，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，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俱佳者。

如柳如是、李香君这样有思想的人物，更是不可能存在。

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，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。

因此，像上面那种《敬告花界同胞书》之类的东西，尽管是白话文（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），但口吻和境界，都很政治，太男人了。

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，在给妓女们派活儿。

所以，这种产品，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。

同时，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，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，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，不仅妓女，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，说他们如何热情如何奋发，云云。

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，连洪宪帝制运动，不是也有花元春、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？当然，在护国讨袁中，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，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。

这样的事情，在本质上，都属于拉妓女来搞政治。

所以，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，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，多半有人造的成分，应该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，动员的一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