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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原借款（第4页）

合计14500万日元。

当时日元跟中国货币的比价，1日元等于1银元，折合银两，则1两等于1.5日元。

在寺内内阁期间，日本对华借款500万日元以上一笔的借款，累计达数十笔，而西原经手的，占一半以上。

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，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，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，计32081548日元。

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寺内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，以及各项政策的具体指向，大体都可以在这些借款上体现出来。

虽然说，在西原的参与策划下，日本寺内政府对华策略，从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强横，呈现出怀柔的一面。

但是，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大隈内阁已经拿到的东西。

或者说，他们的目的，只是要使“拿”

的这个过程，显得动作柔和一些，不太像明火执仗的硬抢。

这种柔和的“拿”

，被掩饰在大笔的日元后面，让当权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。

客观地说，西原借款，比起此前中国跟西方（包括日本）的那种高利贷式的所谓借款，条件不可谓不优厚，经手人曹汝霖说，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，高达数亿日元的西原借款，数目也不算小了，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，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，则是电线、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，“等于空头支票，一无用处，至今分文未还”

，以至于“变成了一笔大烂账。

日本政府不得已乃发行债券归还银行以为救济”

，导致政策执行者，后来在日本国内被骂得臭死。

一直研究中日关系的老报人王芸生也认为，西原借款“利息低，无回扣，无切实抵押，诚借款条件之优者矣”

。

虽然对中国来说，是“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化。

然自另一种意义言，亦可谓彼等之卖国。

盖以二亿巨资，一无切实之抵押，二无高息回扣，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，无怪寺内、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”

。

事实上，借款的抵押，连北京政府毫无信誉的国库券都算上了，实在是滥无可滥。

不过，严格地说，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，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，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，只是借款时规定，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日本银行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，一来一去，实际的利息就低了。

可是段政府急用钱，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，所以这项优惠等于没有。

相比较起来，此前的借款，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，而且按月支付利息（左宗棠西征借款），但也有比较低的，比如甲午战争后，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，就4厘。

唯一的区别，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，借款实付打折，四国银行贷款，就按94.125折扣付款，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。

清朝最后一年，清廷邮传部跟日本1000万日元的借款，虽然是5厘利息，但95折支付，而且还要加付2.5‰的佣金。

所以，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，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、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。

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，当时中国的外债，无确实担保的借款，以日本最多。

因此，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，日本的借款是亏了。

但不管结果如何，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，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，他们大方的借款，背后还是有所图的。

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，只是由于后来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，寺内、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。

细数西原借款，我们会发现，其中的交通银行借款，属于稳定中国政府的金融体系，扶植以曹汝霖（时任交通总长）为代表的亲日派。

关于东北的几项借款，无非是借以巩固和扩张日本在东北的势力。

山东济顺、高徐铁路借款，目的是把他们在胶济铁路的势力，延伸到京汉线和津浦线。

而参战和军械借款（其中的电信借款，据西原后来讲，也是军事借款，用于帮助段祺瑞政府编练嫡系武力），实际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国军队和军械制造层面。

在中国接受借款的过程中，日本在山东的存驻，得到了充分的加强。

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时代尚且宣称要还给中国政府行政权的青岛，设置了民政署。

胶济铁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里，在德国控制的时代，铁路的巡警队还是由中国人承担，德国人只做顾问和教练，但日本人来了以后，则要求不仅做教练，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挥，实际上胶济铁路的巡警队，变成了日本在中国的雇佣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