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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6章（第3页）

这消失了千年的古乐，如今在一片窾坎镗之声中被复活了。

（席臻贯《敦煌古乐》）

舞剧《丝路花雨》，来自敦煌，也来自敦煌的研究。

敦煌研究的成果有极大的张力。

1987年8月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，标志着中国敦煌学进入了蓬勃活跃的新境界。

这个承担国内和国际间敦煌研究的协调性组织，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组织一次又一次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，促进和强化了中外学者的交流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的进展。

（画面与字幕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组织的四次国际学术会议，分别于1983、1985、1988、1992年。

敦煌研究院组织的三次国际学术会议，分别于1987、1990、1994年。

字幕：时间与地点）

敦煌学早已是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。

自从藏经洞遗书的发现，国际学术界便很快作出反应。

在1909年罗振玉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那些敦煌写本的同时，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就及时拜见了伯希和。

随即撰文在《燕尘》杂志和《朝日新闻》上介绍伯希和这一重大文化发现。

此后，日本学术界派人赴欧，以寻宝方式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藏和研究的情况，同时抄录大量文书。

日本的敦煌学差不多和中国同时起步，而且和中国人一样，立即认识到敦煌遗书的无比价值。

二次大战后，日本的社会安定下来，敦煌学研究便长足发展。

进入20世纪80年代，新一代学子成立了&ldo;青年敦煌学者协会&rdo;，成绩显著，出版极丰。

（小岛佑马《沙州诸子二十六种》，矢吹庆辉《三阶教研究》和《鸣沙余韵》，仁田井升《唐令拾遗》和《中国身份法史》，西域文化研究会《西域文化研究》（六卷），藤枝晃《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》，长广敏雄《最近敦煌石窟之研究》，水野清一《敦煌石窟艺术》，神田喜一郎《敦煌秘籍留真》，福田敏男《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》，池田温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，小田义久主编的《大谷文书集成》，等等）

1980年日本人开始编纂的十三卷巨著《讲座敦煌》，集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之大成，具有一方面的里程碑的意义。

法国人的敦煌学在欧美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。

敦煌遗书早在伯希和手中就进入了研究阶段。

可是他的研究成果，除去六卷本的《敦煌石窟图册》，大部分直到他死后才面世。

（伯希和《吉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丝织品》。

《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》等）

伯希和之后，迷恋于敦煌学的法国学者代不乏人。

研究对象侧重于宗教和世俗两方面内容。

此外，通过藏文写本对吐蕃时代的研究;通过文书的纸张、字体、书写规范和装帧方式的研究，来确定文书年代，都取得可贵的成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