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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8章（第2页）

范晔曰：雍丘之围，臧洪之感愤，壮矣!相其徒跣且号，束甲请举，诚足怜也。

夫豪雄之所趣舍，其与守义之心异乎?若乃缔谋连衡，怀许算以相尚者，盖惟势利所在而已。

况偏城既危，曹袁方睦，洪徒指外敌之衡，以纤倒悬之会，忿悄之师，兵家所忌，可谓怀哭秦之节，存荆则未闻。

范晔是说，曹操围攻雍丘，消灭张超，当时臧洪为了朋友，到处请兵，可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。

而他赤了足，奔走号哭的行为真值得同情。

因为英雄豪杰，在某种环境之下，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，与普通一般人的讲究仁义，在心理上是两样的，（读古书到这里，要想一下，为什么豪雄之所趣舍，其与守义之心异乎?）我们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名言，&ldo;不择手段，完成最高道德。

&rdo;为了达到最高的主义，最高的理想，有时候内心尽管痛苦，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牺牲。

在平时作人也如此，假定现在朋友、同事之间，家庭有了困难，即使下雨下雪，没船没车，走路也得赶去帮忙。

但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候，自己有大的任务在身，那恐怕就不能顾全这个朋友之间道义的小节了。

所以孔子说：言必信，行必果。

浸浸然，小人哉!&rdo;这个话就很妙了。

孔、孟之道，总是教人忠信，讲话一定兑现，做事一定要有结果，面孔子却又说，这样事事固执守信的，只是小人。

这么说来，是不是言不必行，讲的话，过去了就算了吗?并不是这个意思。

读书最怕如此断章取义，必须要看整篇，才知道孔子这几句话的意思。

也就是说，大丈夫成大功，立大业，处大事，有个远大的目标必须要完成的时候，有时就不能拘这些小节，小节只是个人应做的事。

如为国家民族做更大的事，个人小节上顾不到，乃至挨别人的骂，也只好如此。

另外一个观念：

若乃缔谋连衡，怀诈算以相尚者，盖惟势利所在而已。

在三国的时候，袁绍、曹操、张超这一班人，和任何乱世时代，据兵割地称雄的人，都是一样，有时双方和平订约了，有时候双方又打起来，也和我们现代的国际局势一样，这是个非常时期。

每逢一个非常时期，不要以为国际之间有道义信用，实际上都是在作战，利害相同就结合，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。

每个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盘，只要形势上有需要，利害上有关系就做，这是当然的情形。

在这样一个时代中，如果这一点看不清楚，而去与人讲道义，就只有把命赔进去了。

更何况，像三国时候，那种地方军阀互相割据的战争局面下，雍丘是一个非常危险、孤零零的偏僻地方，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张超被曹操毁了，以为袁绍也是朋友，去请袁绍帮忙，却不知道曹操与袁绍之间，因为利害的关系，已经结合了。

这就是说臧洪的头脑不够，对时势分析不清楚，如何去做好这工作?他想借袁绍的兵，把曹操打垮，这是很危险的。

像吴三桂借满清的兵打李自成，结果就成了满人的天下。

再以中国的军事哲学--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来讲，不冷静地先求&ldo;谋攻&rdo;的关键，只是感情用事，以个人忿恨的私见，影响到作战的决策，头脑就昏了，心理上情绪的悲哀、怨恨，是军事学上的大忌讳。

这不只是限于军事，在工作上有时碰到紧急困难的时候，个人的情绪忿捐之中，特别要注意，必须把这种情绪先除去，然后才能够冷静，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，&ldo;谋定而后动&rdo;而像臧洪这样&ldo;徒跣且号，束甲请兵&rdo;，和以前战国时候，吴楚之战，楚被吴打垮了，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救兵，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样的。

这样对个人节操而言是对的，但对事情而言，这是没有用的。

不能解决问题。

这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个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，处理事情的观点、看法、智慧的决定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，在他个人，是成了千秋万世之名，但为楚国着想，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关国，前门驱狼，后门进虎，也不是好办法，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能复国图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