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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章（第2页）

这件历史上的故事，从作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，这是讲义气，但对公的大义而言，这种义气是不对的。

信陵君的故事

第二件故事，在《古文观止》上就有录载，战国时代魏公子信陵君，是战国时的四大公子之一，和齐国的孟尝君，赵国的平原君，楚国的春申君先后齐名，都争相养士。

信陵君名无忌，和赵国的平原君是好朋友，平原君有了急难，非要魏国出兵，可是魏王不答应，于是找信陵君，信陵君就把魏玉发兵的印信偷出来‐‐送了一件最名贵的皮大衣给魏王宠爱的妃子，把印信偷出来，发令出动自己国家的三军，帮助赵国打垮了敌人。

这件事在信陵君来说，对赵国的平原君是够义气了，但到底兵符是偷来的，并不是国家元首发布的命令，也是不对的。

所以对这两件事的结论是&ldo;背公死党之义成，守职奉上之节废&rdo;。

以历史上这两个大名人的故事来讲义，他们违背了大义。

为朋友可以卖命，犯法就犯法，为朋友是真的尽心尽力了，这种私人的义气是够重的，但是这两个人可不能只讲私人的义气，因为他们是有公家职务的人，这样做违背了职务的守则，是对上不忠实的。

&rdo;守职奉上&rdo;之节也是义，所以从这两件事上来讲，他们实在有亏职守。

因此毛公（赵国隐士）就批评信陵君，这样做，对于赵国虽然有功，而对于他自己的魏国来说，就并不算是合理了。

凡这一类的历史故事，把义做得过头，反过来了，就容易变成虚伪，都是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。

讲礼的流弊

礼者，所以行谨敬，亦所以生惰慢‐‐反礼也。

议曰：汉时欲定礼。

文帝曰：繁礼饰貌，无益于礼，躬化为可耳，故罢之。

郭嘉谓曹公曰：绍繁礼多仪，公体任自然，此道胜者也。

夫节苦难贞，故生惰慢也。

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，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。

有礼、有规矩，在公家或私人的行为上，是比较好。

但是相反的，制度、规矩，行久了，太多了，会出大毛病，会使人偷懒、逃避。

和法令一样，立法太繁，就有空隙可钻了。

在这一节中提出反礼的历史事例。

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，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，由春秋战国下来，经过秦始皇到汉代为止，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，没有好好地建立。

叔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，没有建立文化制度。

所以现在讲到中国的学术思想，都讲&ldo;汉学&rdo;。

&ldo;汉学&rdo;也称作&ldo;经学&rdo;，像四书、五经等等，都是在秦始皇的时候，没有被烧光的，由没有被杀的读书人找出来，背出来的，汉时重新建立的。

我们现在看到的四书、五经以及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等古书，认真考证起来，有的地方是有问题，不一定和当时的原书完全一样，在汉代重新建立时，有的还是难免背错了，所以最初文化没有建立根基。

到了汉文帝的时候，学者们建议定礼，可是汉文帝反对。

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，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。

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，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，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，是主张政简刑清，完全是老子思想，尽量地简化，不主张繁琐，这是有名的所谓&ldo;文景之治&rdo;。

到了汉文帝的孙子‐‐汉武帝的时候，才主张用儒家，兼用法家的思想，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，严格地看&ldo;文景之治&rdo;这一段，比较空白，但也比较朴素。

汉文帝当时反对定礼，所持的理由是，儒家的礼太繁了，我们读《礼记》就知道，他的说法不无道理，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，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褥节，孔子、孟子的思想，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。

照《礼记》的规矩，真是繁琐得很。

我们现在这样站，这样坐都不对的，讲话、走路、站、坐、穿衣，生活上一点一滴，都要小心谨慎，所以说是繁礼，麻烦得很，讨厌得很，专门讲外表，笑都不能哈哈大笑，不能露齿，那多痛苦!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精神，不必定那么多条文，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，就可以了，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