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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（第2页）

的政治抗议运动，如火如荼，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，工人罢工，最后政府妥协，在吴宓的日记里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。

当然，如果仔细搜的话，五四运动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。

至少在三个地方，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。

一是1919年9月7日，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，借批评男女同校、女子参政，他写道：

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，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，虽以共和为名，亦切宜整饬纪纲，杜绝纷扰。

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，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，发挥说：

今学生风潮盛起，持久不散，逾越范围，上下撑拒攻击，到处鸡犬不宁，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，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。

中国之人，尚不憬悟，清华之失，尚其小者。

同年4月19日，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：

中国经此一番热闹，一线生计已绝。

举凡政权之统一，人心之团结，社会之安宁，礼教之纲维，富强之企致，国粹之发扬，愈益无望。

这番“热闹”

指什么？结合上下文以及当时的情景，应该就是指“五四”

，不用说。

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，很不满意，很有微词。

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，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，即便在日记里，也是如此——日记终要给人看的。

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，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。

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，但每次说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个骂字。

说新文学是“乱国文学”

“土匪文学”

（1919年12月30日），说白话文学是“倒行逆施，贻毒召乱”

（1920年2月12日），说“白话文学”

“易卜生”

“解放”

是“牛鬼蛇神”

“粪秽疮痂”

。

骂得拽文，骂得刻毒，上纲上线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大有恨这些新文化人不死的感觉。

当然，我相信，吴宓的恨，并非出于个人恩怨，他的确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。

在他看来，“五四”

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，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，而且家将不家，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。

因为这个运动“邪说流传”

，“‘解放’‘独立’‘自由恋爱’诸说盛行，必至人伦破灭，礼义廉耻均为湮丧”

，自己的家也就完了。

想到这里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——“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、父子之慈孝、伉俪之亲爱，亦不可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