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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佩孚和他幕僚的两种趋时XinShuhaige COM（第1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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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洋裂变：军阀与五四（.shg.tw）”

！

吴佩孚最佩服的人，近世唯有曾国藩。

时常以曾国藩的言行为模仿之对象，直皖战后，在洛阳巡阅使官署里，高悬一约二尺平方之曾国藩遗像，“以便朝夕瞻仰”

。

用今天的话来形容，年轻时的吴佩孚，很有点“愤青”

的感觉。

他属于那种比较有正义感，有卫道精神的年轻人。

这在晚清时节，显得有点不合俗流。

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，按家境，算是个穷人，二十出头，中了秀才。

在一个并不发达的农村，吴佩孚这样的经历，足以让他变成一个志大气也盛的人。

他离家出走，最后投军，发迹，就源于一次跟当地乡绅的冲突——人家在过生日唱堂会，他嫌戏演得淫秽，于是出头大闹一场。

自然把人惹恼了，将之告到官里。

吴佩孚不得已离家出走，飘落北京，实在混不下去了，然后去投军。

就这样，从吴秀才变成了吴丘八。

从戈什哈（勤务兵）做起的吴佩孚，当兵的生涯并不顺利。

比起他的主公曹锟来，他的磨难似乎多了很多。

如果不是赶个晚集，上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，个子不高，身材也不魁伟的他，也许永远都无法出人头地。

作为一个中国军人，他是少有的几位经历过日俄战争，跟日本军人打过交道的人。

复杂的经历，让他明白了很多东西，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审时度势，具有别的军人所没有的政治眼光。

尽管如此，吴佩孚身上卫道的味道却始终都在。

纵观吴佩孚的言论和行为，他其实可以算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人，从小受的儒学教育，是他思想的底色。

在文化上，则是带有自大色彩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，主张西学中源。

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李满康，在他的著作里说，吴佩孚“十五岁从李丕森游，二十三岁受知于遵化秦树舂（与陆润庠同科之翰林），得中式原籍蓬莱邑庠（得中秀才之意——笔者注），故其学问之渊源，亦无异于昔日之儒生，全承孔孟之余绪，其思想亦脱胎于儒家”

。

其失去军队之后的晚年，有所著述，诸如《循分新书》《春秋正义》《易经新解》《正一道诠》《明德讲义》之类，全系传统儒学的性理、教义的陈年旧章，道学气息极浓，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北洋遗老无聊的消遣，但他在得意之际的很多精神讲话（即当年对军队的精神教育），大抵也是这个味道。

五常八德，礼义廉耻，大抵上就是他的口头禅。

1924年，一个日本人问他，民国创立，君主不存，“五伦失其一”

，只剩下四伦，无君则谈不上忠，将如何收拾人心呢？吴佩孚回答说：“夫孝悌忠信，天之四柱也，礼义廉耻，地之四维也，天柱不立，地维不张，国乃灭亡，礼教救国，自为亘古不刊之论。”

言外之意，虽然君主没有了，但五伦缺一的问题，并不存在。

如果非要强调这一点，吴佩孚说，可以“正‘长幼之序’以代‘君臣之义’，怀敬老尊贤之观念以敷教于天下，则君臣之义以行，而不伤及父老政治之本义”

。

显然，在他看来，所谓五常八德、礼义廉耻这种儒家信条，是永远不会过时的。

如果非要修补的话，也只能在儒家的语境内，用儒家的信条来修补，即所谓以长幼之序替代君臣之义，最后保全了君臣之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