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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中的暴力故事（第2页）

周予同的同学匡互生也说，某些小团体已经事先将曹、章、陆各家的住址和门牌号码都弄清楚了，准备激烈行动。

高师的俞劲，也有类似的说法，说是他们预先调查了曹、章、陆的情况。

温和的罗家伦到了赵家楼感到很奇怪，怎么有人会带着“自来火”

（火柴）呢？后来才明白，原来来的这些人早有预谋。

作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，倒是不希望队伍转向曹家。

可是，这位新潮社的头儿，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人物，此时的话却根本没有人要听。

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发泄的出口，不管这个口在哪儿，总之要找这么一个。

不仅如此，据罗家伦的回忆，还有人打了傅斯年一拳，将傅斯年打得从此万念俱灰。

“自此以后，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”

。

如果这事属实，那么，等于游行的学生，在未对曹家和章宗祥动武之前，暴力就已经发生了，最先触霉头的竟然是自己的领头人。

据当事人回忆，另一个学生领袖，《新潮》的骨干罗家伦，还被人骂为“无耻胆小鬼”

。

进入曹宅之后，有人要点火烧房子的时候，跟着大队人马来到赵家楼的另一个总指挥段锡朋，发现不对，见匡互生要点火，出来阻止，说：“我负不了责任！”

匡互生回答说：“谁要你负责任！

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。”

于是，火便烧了起来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这些学生没有找到曹汝霖，在抓住章宗祥痛打的时候，下手相当狠。

甚至用旗杆铁棍打他的脑袋，简直是要把人往死里打。

可是日本人中江丑吉出来保护章宗祥的时候，大家发现他是日本人，就不约而同地住了手，因为是担心打了日本人，“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烦”

。

按抗议者的道理，曹、章、陆无非是日本的走狗，日本人才真正是罪魁祸首。

碰上了日本人，理应更加痛恨才是，怎么可能在火头上戛然而止呢？看来，不论那些一时失控的学生，还是预谋好了的激进分子，脑袋里依然有义和团运动的阴影。

他们不想让外国人，即使是仇敌，认为他们是野蛮的“拳匪”

。

在北京，另外一件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的事件，发生在1919年的8月26日，当时京津两地的学生代表到新华门请愿，一直坚持到次日，发现一个名叫安藤秀吉的日本记者在场，学生们将他揪住，说是他在学生存放食物的地方站立已久，“恐暗下危险物，吾人食之必死”

。

但是学生并没有殴打这个日本记者，而是将他交给了巡警，依然能坚持不肯跟外国人动武。

显然，对于运动中的人而言，对自己国家的人施暴，特别是对那些公认是卖国的人施加暴力，就不算是不文明。

只有把火烧到外国人头上，才是野蛮，才是拳匪行径。

其实，当年的义和团暴力，也主要是针对国人的，也是在他们看来具有卖国嫌疑的人，所谓信洋教、跟洋人打交道的二毛子。

五四运动中，这样的暴力后来还发生过若干次，对不肯抵制日货的商人，对替政府说话的《昌言报》记者，捆、打、游街，都有过。

其中《昌言报》经理和主编被“双臂倒捆，复系长绳，牵至街心，人皆呼‘卖国贼’不已。

有愤而手批彼等面颊者。

复以该社之纸张，书‘卖国贼、汉奸’等字样，贴在彼等胸前及背后，并遍插亡命旗”

游街，一路挨打。

据当日北京日华同仁医院诊断，章宗祥的伤势相当严重。

诊断是，头部挫创，全身各部打扑伤兼脑震荡。

诊断书上说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