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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3章（第1页）

第十章为谁写作？

在采访中，有人会问我：&ldo;村上先生您写小说时，心中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？&rdo;每次我都颇感困惑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，现在也仍然没有。

为自己而写，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。

尤其是深更半夜在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《且听风吟》时，我压根儿没想到它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‐‐真的。

大体说来，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&ldo;变得心情舒畅&rdo;而写小说的。

把一些存在于心中的意象，运用自己称心满意、妥帖得当的词句描述出来，再把这些词句巧妙地搭配起来，化为文章的形式……脑袋里全是这种东西。

总而言之，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（似的东西）？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我写的东西产生共鸣？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？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，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。

毫不拖泥带水，或者说非常单纯。

而且其中大概还有&ldo;自我疗愈&rdo;的意义。

因为一切创作行为中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修正自我的意图。

通过将自己相对化，也就是将自己的灵魂嵌入和现在不同的外形，去消解或升华生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种种矛盾、错位与扭曲。

而且顺利的话，还要与读者共同分享这种作用。

我并没有具体地意识到这一点，但那时心中或许在本能地寻求这种自我净化作用，所以才极其自然地想写小说。

然而那部作品获得了文艺杂志新人奖，成书出版后卖得还算不错，成了话题，我姑且算是站到了名为&ldo;小说家&rdo;的位置上，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意识到&ldo;读者&rdo;的存在。

毕竟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书摆在书店的货架上，而且我的名字被堂而皇之地印上了封面，让不少人拿在手中翻看，因此写起来免不了有点神经紧张。

话虽如此，我却觉得&ldo;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&rdo;的姿态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只要自己写得心情愉悦，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。

人数或许不会太多，但那也无所谓，是不是？假如与这些人心心相通，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吧？

继《且听风吟》之后，《1973年的弹子球》及短篇小说集《去中国的小船》《袋鼠佳日》这些作品，大多是以这种自然而乐观的，抑或说十分轻松的姿态写成的。

当时我还拥有一份职业（本职），靠那份收入生活得还算可以。

小说嘛，说来不过是当作&ldo;业余爱好&rdo;，在闲下来的时候写写而已。

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文艺批评家（已经过世了），曾严厉批评我的第一本小说《且听风吟》：&ldo;如果诸位以为这种水平的东西就是文学，那可就令人尴尬了。

&rdo;看到这条评论，我老老实实地以为：&ldo;嗯，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意见吧。

&rdo;尽管受到如此评价，倒也没有心生反感，更没有怒火中烧。

此人与我对所谓&ldo;文学&rdo;的理解，应该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。

一部小说思想上如何啦，社会作用如何啦，是先锋还是后卫啦，是否属于纯文学啦，这种问题我压根儿就没考虑过。

我是从类似&ldo;只要写起来开心不就得了嘛&rdo;的姿态开始写作的，彼此从根源上就产生了分歧。

《且听风吟》里，虚构了一位叫德雷克&iddot;哈特费尔德的作家，他有一部题为《心情愉悦有何不好》的小说，那正是当时盘踞在我大脑正中央的想法。

心情愉悦有何不好？

如今想想，那真是一个单纯或者说十分粗暴的想法，不过当时我还很年轻（三十岁刚出头），再加上刚刚经历过学生运动的浪cháo，因为这样一种时代背景，反抗精神不免有些旺盛，因此还维持着那种堪称&ldo;反命题&rdo;式的责无旁贷的姿态，喜欢顶撞权威、反抗权势。

尽管不无狂妄自大、稚气十足之处，但回首往事，我觉得从结果来看却是好事。

这样的姿态徐徐呈现出变化，是始于写《寻羊冒险记》（一九八二年）的时候。

我心中也大致明白，就这么一成不变地死守着&ldo;心情愉悦有何不好&rdo;的写法，作为职业作家只怕终将钻进死胡同。

就算读者眼下把这种小说风格视为&ldo;崭新的东西&rdo;，表示理解和喜欢，但如果叫人家整天读一模一样的东西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感到腻烦。

&ldo;哟，又是这玩意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