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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章 铸刑于鼎2（第1页）

鼎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，将律法镂刻其上，就是为了强调它的权威，威慑民众。

与此同时，刑法的神秘性消失，维护旧贵族的尊严和权势的礼被打破。

百姓知道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

，不再担惊受怕，社会矛盾得以缓解，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。

无论如何，成文法诞生公布，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在法制史上有重要意义。

它是社会变革的先兆，同时代表时代进步的方向。

可是，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，智者圣人却不这么想。

古老的华夏文明脱胎于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变化非常缓慢，春播、夏种、秋收、冬藏，只要遵从时序，再加祖先口口相传的经验就能存活。

与之相应，文化思想中普遍是静态思维——把阶层固化，等级分明，各安其命，国家便可长治久安。

儒家为时代开出的药方是——克己复礼，其思想内核集中于一个字——仁。

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为仁全在于己，若能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，人人皆能成尧舜。

以“仁”

为铁律，将其精神形于文。

从生到死，事无巨细的规划好每一步应当遵循的“礼”

，要求所有人严格恪守。

从上到下，无论天子还是庶民。

“礼治”

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准绳，天子、贵族、士大夫阶层的无上权威必须坚守，不允许庶人越雷池一步。

所以，律法条文绝不能公开，否则就失去腾挪变化的空间，有损统治者的威严。

“铸刑于鼎”

实则是法家思想的先驱萌芽，它之所以诞生，代表地主阶级的政治诉求，是时代的产物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它是进步的。

孔夫子也好，蔡墨也罢，他们之所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。

但是，不能因为他们反对便将之斥责为无稽之谈，反对同样意义重大。

法家思想之所以得以生发，是君权的衰落所致。